近年来，民粹主义对世界政治进程和国家战略决策的影响可谓重大而深远。自2011年入选人民论坛十大社会思潮榜单以来，这一思潮不断抬升，在日益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展现出强大的影响力。“两个大局”与新发展阶段形成历史交汇，社会转型变革在广度和深度上前所未有，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为民粹主义的多领域扩张提供了有效介质和现实土壤。
民粹主义被视为一种“幽灵”般的存在，其来有自。在关于民粹主义的学术研究中，其概念界定首先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学界从不同维度给出了多种阐释框架，可谓众说纷纭，至今还没统一。有学者对民粹主义作出了这样的描述“从乌合之众到政客运作再到国家操纵；从非暴力不合作到体制外暴力冲击；从传统的阶级斗争到有组织的新社会运动；从左翼革命到右翼政治复兴无不借力于民粹主义。因为现代性有多少副面孔，民粹主义就有多少副面孔”“民粹主义犹如现代性，没有定义，只有历史”①，这一论述道出了民粹主义莫可名状、错综复杂的特质。它既是社会思潮、思维方法、社会心态，又是政治逻辑、政治工具、政治手段我们很难为其精准画像，但又难以拒斥其侵扰。随着网络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民粹主义更是如虎添翼，借助网络快速同其他思潮合流，形成线上线下联动，其能量不容小觑。
网络民粹主义是民粹主义在互联网空间的延伸、发展与变异。民粹主义并不因网络而生，却因网络而发展壮大，人们时时处处感受着网络民粹主义的迫近，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卷入其所营造的巨大能量场之中，其背后的形成机理与深层次成因值得深入探寻。
网络民粹主义虽然是民粹主义在互联网空间的拓展和延伸，但又非互联网与民粹主义的简单叠加，其背后还有更复杂的重构与演变发展机理。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阶层、政治信仰、文化价值等因素赋予网络民粹主义不同的内在构成与外在面貌。
中西方网络民粹主义的不同。当前，在西方社会，网络民粹主义更多表现为一种政治思潮，其往往以政党组织为依托，具有明确的价值诉求，并常通过街头抗议等民粹主义政治运动来宣示不满情绪。不少西方政客相信“得社会化媒体者得天下”，于是纷纷将网络社会化媒体作为扩张政治势力的有效渠道，从而改变了西方社会的传统政治传播生态。近年来，“算法民粹”亦走入公众视野，有学者指出，“西方国家中的政治精英也不得不依靠技术精英运用数据及算法来获得民众的支持”“在如今的西方国家，资本操纵算法政治日益俘获社会的现象愈演愈烈，已成为一种政治传播景观”。②在这一政治土壤中，民意可以被诱导、可以被歪曲、可以被伪造，导致普通民众的政治行为发生改变，由此加剧了西方国家社会结构的撕裂与政治生态的不稳定性。
网络民粹主义在中国社会的生成与演变。网络民粹主义在中国社会的价值诉求并没有西方社会那样明显，其更多是作为一种负面社会情绪而存在。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技术的加快应用以及智能媒体的加速发展，有力促进了新媒介形态变革，重塑着媒体传播生态和网络舆论格局。网络社会在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建构了一个相对开放的公共话语空间，为网民表达意见、排解情绪提供了较为自由的集散地。
社会转型时期，一部分群体出现了“教育焦虑”“住房焦虑”“就业焦虑”“养老焦虑”等失衡心态，产生了相对剥夺感，酝酿了负面社会情绪。这些不满情绪、焦虑情绪被宣之于网络社交平台，在网民的彼此呼应与相互印证中得到强化，在集体认同中获得继续推进的力量，因此导致不积极的情绪的网络集聚，为网络民粹情绪的高涨进行蓄势。网络议题的生成为这些不积极的情绪的发泄提供了一个看似合理的闸口，触动舆情的导火索一旦被点燃，特别是当网络议题触及社会“痛点”时，公平正义、道德责任、维护权益等便成为少数网民发泄不积极的情绪最顺理成章的由头，具有了“天然正义”，由此迅速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群体情绪宣泄洪流。
在蔓延过程中，这股裹挟了各种各样诉求的洪流泥沙俱下，通过与不同元素的相互勾连影响舆论的演进扩散，从而将网络情绪引入极化的一端，甚至线上线下联动，逐步向实施线下行动转化。有学者指出，“网民现实社会权力关系的记忆，是碎片化的，且已形成刻板印象，这些记忆基本都是负面的。这些碎片化的记忆可以看作是散在的话语元素，在意义的争夺和生产的全部过程中，它们被勾连起来，形成一种民粹化的政治话语”③。可见，网络民粹主义特有的“底层叙事”已经升级为一种政治性表达策略、一种创造网络舆论景观的手段，一种借题发挥的方式。在这一发展阶段，网络民粹主义已基本完成了自身的话语逻辑建构，而网民也利用互联网实现了有效的情绪宣泄和自我赋权。
可以说，网络民粹主义在中国社会的生成演化，本身就凸显了中国网络民粹主义与众不同的特色，其大致经历了线下大众心理网络社会心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这样一个流变阶段。梳理网络民粹主义的生成演化逻辑，不难发现其搭建了这样的基本链条：社会不积极的情绪的网络集聚网络议题生成舆论集中表达、发酵（网络媒体互动共振、网络群体互动共振、文化消费与生产）舆论狂欢和舆情极化网络民粹主义（可能逐步发展成为）线上线下联动线下集结。这种易于使网民形成代入感、易于参与围观、易于进行娱乐消费、易于开展动员的建构方式，既赋予网民居高临下的审判视角和道德优越感，又制造了一场场集嘲讽、谩骂、戏谑于一体的网络舆论狂欢，集中表达了网民对既定状态的反叛与狂躁。
随着信息技术对互联网空间的赋能，民众网络意见表达的渠道不断拓宽，网络民粹主义在新技术、新群体等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与发展态势：
第一，“底层叙事”群体多元化，叙事者群体不再单纯来自“草根”，主要群体低龄化趋势显著。一直以来，民粹主义强调平民大众的价值与理想，草根群体自然也成为支撑民粹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弱者视角的“底层叙事”带有与生俱来的自发性政治冲动，公众情绪在舆情事件的发酵中很容易走向极端。随着网民自由表达权利的不断拓展，网络民粹主义背后的发声群体发生了变异，“底层叙事”已不再是草根群体独有的发声方式，其背后的代言群体变得日益多元，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娱乐明星、商业组织乃至精英阶层等群体纷纷去参加了，使得网络民粹主义背后的利益诉求更为复杂，其所代表的“民意”更加难辨。
此外，近年来网络民粹主义参与群体低龄化亦成为一大显著趋势。随着青少年群体对热点事件的参与度逐步的提升，低龄群体网络参与行为的盲目性和偏激性显得格外突出，“饭圈”即为最显眼的例证。众所周知，2020年以来，“饭圈”已发展成为一个线上线下、现实与网络互动配合的民间社会团体，在资本加持下，已形成诸多相关产业链，对青少年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作为参与主体，青少年群体频频被卷入氪金、打榜、控评、人肉搜索等网络事件，乃至成为造谣攻击、网络暴力、干扰舆论的参与者，其背后的群体性非理性力量需要我们来关注重视并加以引导。
第二，以资本逐利为目的而刻意制造的“后真相”“舆论反转”等网络景观日益增加。作为一种尤能迎合大众的社会思潮，网络民粹主义有其与生俱来的创造性、自发性，其屡屡以声势浩大的网络舆论奇观营造正义的假象，具有相当大的迷惑性。近年来频频发生的“舆论反转”“后真相”等现象，与以营利为目的的媒体推手以及网络在线营销等主体的发展关系紧密。特别是经过精心策划包装的悲情叙事，往往会遮盖事实真相，尤能蛊惑人心。譬如一些不良企业为博取流量而捕风捉影，为营销产品而炮制虚假信息，甚至挑衅主流价值观、挑战社会公众道德底线。此外，近年来针对流量明星、公众人物的舆论事件明显地增加，屡屡引发不明就里的网络民众参与围观，无形中助推了网络民粹主义的声浪。
第三，对各类思潮的整合本领增强，合流能力快速提升。民粹主义的多重面向决定了其与生俱来的可塑性、蛊惑性、煽动性，而网络又使其力量倍增，影响力和传播力今非昔比。在网络技术的助力下，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拓展出多维传播空间，演化出多种样态，不断强化其内生动力。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各类思潮的整合能力增强，并屡屡与民族主义、泛娱乐主义、消费主义、反智主义、女性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个人主义等诸多思潮合流。例如，一些人有意设置煽动性别对立、阶级对立的网络议题，以此营造舆论、获取私利、赚取流量；一些人则利用民众朴素的爱国情绪或对公平正义的诉求等，来满足狭隘的一己私利。这些带有民粹色彩的民族主义言论一经舆论发酵，无疑更具攻击性和排他性，其带来的社会影响往往也难以预料。
第四，从不同维度、不相同的领域定义“大众意志”，强化“大众意志”。网络民粹主义虽缺乏稳定的理论体系，多数表现为非理性的情绪宣泄，但其有着非常强的粘合性和依附性，具备“驾驭”公众情绪的本领。其往往附着于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样态之上展开动员，弱化民粹动机、有意凸显所谓的“民意”，继而在“大众意志”的加持下实现快速传播。
一是遵循“打击小部分强者必然安抚大部分弱者”的思维逻辑，将政治简单化。二是在民众“看客”心态上做文章，针对一些偶然性的小事件进行所谓的“深入解读”，意图将孤立事件升级为。在网络信息碎片化传播的时代，情绪化表达容易感染更多受众，且越是情绪化、极端化、偏狭化的表达，越能煽动网民一哄而起、抱团发声。三是网络民粹主义与资本合谋，追求万事万物的娱乐化。作为网络文化的核心要素，娱乐精神似已成为大众之“刚需”，而资本、娱乐、市场、新技术等因素与网络民粹主义耦合，更是有力助推了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文化生产和娱乐消费。在大众狂欢、有趣即正义的亚文化语境下，网络民粹主义以一种隐蔽而深入的方式嵌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纵然民粹不能代表民意，更不等同于民意，但其中的民意因素却应当被重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不时泛起、不断抬头的背后，也蕴藏着部分民众对权利的关注，对社会公平公正的呼唤以及对正当利益的诉求，能够部分反映社会转型时期的大众文化心理，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能发挥倒逼社会治理体系完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及公民政治参与的作用，其正向效能不应被忽视。辩证来看，网络民粹主义非理性、情绪化、极端化的特征虽然与主流意识形态和政府决策的科学、理性、稳定有所差别，但彼此之间又不乏双向互动，特别是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治理水平提升等方面，可谓诉求一致。对此，我们应当建立对网络民粹主义的全面认知。
网络民粹主义的抬头有深刻的经济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根源，其本质是作为某种意识形态的社会思潮对话语阵地的争夺。网络社会众声喧哗的背后，是资本、权力、国际政治博弈等因素在发挥作用。网络民粹主义的产生与演化，同资本力量、民本力量、社会矛盾这三大因素关系最为密切，这一些因素是更本质、更有决定性的力量，网络民粹主义发展的深层次逻辑皆蕴含于其中。
资本力量：作为一种变量，资本的多少及其效应对公众价值判断具备极其重大影响。在助推网络民粹主义发展的多重资本因素中，技术与信息资本、商业资本是更重要的动因。
其一，技术与信息层面，网络技术赋权于民，为网络民粹主义在网民之间实现瞬间勾连搭建了便利桥梁。网络媒介的信息交换和接受机制改变了人们的互动方式。首先，互联网信息传播所具有的平民导向，为民粹主义阵营的逐步扩大和民粹主义者更精准地定位目标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其次，网络技术促使网络社会形成一种“去组织化”的结构，淡化了个体责任道德，导致情绪化表达盛行、共识难以达成；再次，政治精英与大众的结构性政治分歧经网络催化、放大，现实社会中的热点问题极易在网络社会中不断发酵；最后，算法等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微信、微博、短视频等社交网络新业态的涌现，为网络民粹主义私密化、个体化、圈子化传播提供了媒介，结合大数据技术反复推送热点话题的自媒体平台热衷于营造热火朝天的舆论氛围，其感性化的信息传播方式更容易引发网民的极端情绪。如此，网络民粹主义不仅仅可以在网民之间实现瞬间勾连，推动舆情发酵，还能更轻易地针对不一样网络用户群体进行操控。
其二，商业资本层面，商业资本加持下的网络民粹主义具有更强的内生动力，这一因素亦是导致群体极化行为的隐性动力。网络民粹主义背后充斥着商业资本博弈的力量。当前，一系列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商业行为正影响着公众的价值判断、生活方式，对大众文化造成解构。一些媒体机构、网红公司等网络推手致力于社会热点的“专业打造”，有意无意地触碰社会底线、打擦边球，将资本利益的实现诉诸民粹式手段。然而，数字空间中的民粹主义一旦完全被流量和资本掌控，就不再单纯停留于传统民粹主义、抗争和解构精英文化的维度，而是会在数字资本的驱动下演化为一种能带来资本增殖的文化生产方式和文化消费手段。
民本力量：“民意不可违”的价值观念在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体系内被重新建构，发生裂变。网络民粹主义将“人民”的概念简化为“社会弱者”，将分散于互联网空间的人民大众笼统归为弱者或底层。
其一，社会层面，发展的不均衡、制度性民意表达渠道的不完善，难以满足公民日益强烈的参与愿望和发展期待。有学者指出，“民粹和民主都发轫于权力归属人民的现代观念，共享了人民意志不可违背的价值主张，强调把人民尊为政权合法性和政治权威性的源泉”“民粹主义时常居于民主的粗糙边缘，体现着政治代表性不足、民众被边缘化的民主赤字，成为民主背后时而闪现的政治幽灵”。④与当前社会转型期相伴而来的，是发展不均衡、分配不均衡等问题，一些极易产生被剥夺感的群体渴望获得优质发展资源，实现向上跃升，同时更加希望公共政策的制定能够回应和满足自身发展诉求。例如，当前青年群体中流行的“躺平”“内卷”等现象，即是优质资源缺乏、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衡所导致的。网络民粹主义的戏谑、嘲讽乃至攻讦、暴戾，在呈现教育不足、修养缺乏、情绪难控的面目模糊的网络群像时，也将处于不相同的领域的普通人的无力与无奈展现出来。
其二，文化方面，超越精英文化的渴望，时而在日常网络文化实践中以戏谑化、无厘头式、恶搞等所谓“接地气”的方式反映出来，并不时与反智主义、泛道德论等合流，形成崇拜经验主义的思维模式。在大众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过程中，低俗媚俗化虽然一直是难以遏制的倾向，但也往往被视为个性化、平民化、日常化的表征。网络民粹主义动辄以“民众喜闻乐见”“大众娱乐”“接地气”等标榜其合理性，构筑了以平民化、非主流化为特征的亚文化语境，深刻影响了民众的生活观念和价值选择，其中既包括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领域的渗透，又包括对人们的思维方法、表达习惯和行为模式的形塑。
在大众文化市场化的背景下，符合大众旨趣的精神文化产品不断涌现，特别是大众文化的娱乐化生产，往往因迎合大众娱乐热情而表现出情绪化、调侃事实的“后真相”特征。这一过程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动员潜力，蕴含着与诸多思潮合流并向线下活动转化的可能性，使得达成协同认知和价值共识的基本要素变得稀缺。
此外，精英与大众之间的信息鸿沟，以及监管制度的不完善，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激发了大众把控网络话语权的意志，极易通过盲目而过激的娱乐扩张形成极端民粹主义倾向。
社会矛盾：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交织叠加，为网络民粹主义的蔓延提供了诸多游走缝隙。
社会矛盾的客观存在与网络民粹主义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社会矛盾左右着网络民粹主义的发展趋向，而网络民粹主义又是社会矛盾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动态映射。一方面，作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日渐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仅长期存在，而且贯穿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诸多领域，特别是关涉到民众急难愁盼的民生领域，往往是社会转型时期最易激化社会矛盾的领域。当前，不平衡不充分所带来的发展问题是我们面临的重要挑战，例如，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平衡、经济与生态发展不平衡、区域与城乡发展不平衡等包容性不足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阶层分化、贫富差距、城乡差异等现象，非常容易造成部分社会群体心态失衡，产生失落感和被剥夺感，催生不积极的情绪，由此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滋生的温床。
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将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置于更为复杂多变、难以预料的时代潮流之中，任何全球性风险都会快速传导至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引发社会心态波动，而网络民粹主义正是处于这一传导链条之中伺机活跃的因素。
可以说，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客观存在，天然地成为网络民粹主义生成的必要基础。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多样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网络民粹主义如幽灵般难以消散的顽固性、多变性，成为促使其不断扩张的内驱性动力。
总体来说，网络民粹主义之所以不断掀起波澜，说明这一套话语在当前仍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对其危害性进行规避和有效治理，是未来需要发力的重要方向。
（作者分别为人民论坛杂志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人民论坛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博士）
【注：本文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深化新时代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9MZD032）的阶段性成果】
①陈冬生：《全球民粹主义“幽灵”的多个面孔》，《人民论坛》，2016年第13期。
②张鹏：《算法民粹主义突显西方代议制民主困境》，《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8月18日。
③陈龙：《社会焦虑与网络民粹主义的特质》，《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17期。
④刘小龙：《多元动因与网络聚合：当前中国网络民粹主义的生成机制》，《理论与改革》，2019年第4期。